2013年5月24日 14:44
来源:东方网 作者:冯兰蔺 选稿:袁松禄
殷虹拍摄泥石流爆发时相当艰险 图片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
据《新闻晚报》报道，说起科教电影，观众能想到的是Discovery或BBC的精彩影片，缜密的逻辑，详细的剖析，以及绘声绘色的阐述将晦涩的主题浅显易懂地展现在观者面前。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之前，在科教片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是中国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所创作的科教电影。今天上午，上海音像资料馆举办的“老科影人口述历史”成果发布会上，披露了当年部分名噪一时的科教片的拍摄故事。
国内科教电影发源于上海
科学教育电影简称科教电影或科教片。它是运用电影的视听表现手段，以纪录片的再现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影片。
科教电影的选题十分广泛，上至天文气象，下到地理风貌，大至宇宙太空，小到分子细胞，几乎无所不包。
上海是中国科教影片的发源地。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科教电影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沪成立。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厂一共拍出了1500多部科教片，曾获国内外400多个电影奖项。当时，上海科教片的特技摄影、微型摄影、水下摄影等，拍摄制作水准是世界领先的。
为了记录下这些珍贵历史，“老科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成为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科普内容资源抢救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背后那些看不到的人和事，同样独特传奇，且大部分老人都已是七八十岁高龄，这些记忆很可能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在历史中烟消云散。口述历史团队历时一年多采访了殷虹、杜生华、高翔、项先尧等30位老科影人，完成约74小时的采访视频，记录下新中国几代科教电影工作者的历史记忆。
土法制摄像机拍微观世界
1961—1965年是新中国科教电影创作的一个高潮。科教电影向着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文化的大众传媒方向发展，同时又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突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特点。这一时期科教电影无论是在题材选择、创作风格、表现手法、摄影技术诸方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还基本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科教电影创作队伍，成为中国科教电影创作的主要力量。
此次口述实录的几位科影厂重量级人物中，就有1961年出品的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导演——杜生华。
该片介绍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多年探索，用癞蛤蟆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实验，解开了世界生物学领域单性生殖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影片首次运用显微与延时逐格摄影技术，将摄像机接驳在显微镜下，拍摄了癞蛤蟆由一个卵细胞分裂发育成长为一只小蛤蟆的单性繁殖的全过程。
“要看清细胞分裂必须用显微镜，但要用摄像机记录，怎么拍？如何拍？这在当时不可想象。 ”杜生华说，限于物质条件，厂里可以利用的摄影器材和拍摄故事片所用的没什么差别，从国外引进又不现实。 “所以，我们就想着是否可以自己动手记录微观世界？ ”
这一提议在后来的反复试验中得以实现。杜生华和他的摄像师同事们发现，将现有镜头倒置，可以使成像更清晰准确，何不将其拆下后接在显微镜镜头上？
这一用土法炮制的显微摄像机，为后来该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该片画面清晰，叙述准确，细节描写形象生动，因此在1962年荣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为拍企鹅差点掉进冰窟窿
1984年10月20日至次年4月10日，上海科影派出摄影师高翔、陈富才跟随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奔赴南极，拍摄了《我国首次南极考察》。此后3年间，高翔三下南极，拍摄出《企鹅大帝》等片，介绍了南极特有的珍稀动物——帝企鹅，它的形态、分布，以及在冰雪世界繁衍生息的有趣故事。
“这是一位特别性情的导演。 ”口述采访者、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院虞伟红说，“当时，他在南极被人称为‘不要命的高老头’。 ”
怎么不要命？
高翔在零下40℃的低温环境下，独自一人坚持拍摄，身体严重冻伤。因此被科考队长下了禁令——不准独自外出。而在拍摄《企鹅大帝》时返回科考站时，要不是司机猛踩油门，他乘坐的车辆后轮胎差一点就要掉到冰窟窿里。
此次口述历史成果，除了关注导演、摄影师等影片主创人员，还对共同参与影片制作的诸如特技摄影、技术设计、美工、作曲、剪辑等技术与文艺工作者的记忆进行了记录，影片生产各环节的工作人员也都成为了受访者。
中国科教电影创作生产数十年间，上海科影生产了约2100部，截至2004年，其中有多部影片分别获得文化部、农业部等颁发的优秀影片奖，还有电影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
“这组数据或许能从另一面，说明这些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虞伟红说。
拍《泥石流》护具仅有雨衣雨鞋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科教片，是上海科影1965年出品的自然地理考察片《泥石流》。
影片介绍了我国西藏地区泥石流的形成原因和形成条件，真实记录了大雪崩后泥石流的形成原因和形成条件，也真实记录了大雪崩后泥石流爆发时从高山峡谷汹涌奔腾下的壮丽奇观。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曾对这部小时候看过的科教电影记忆犹新：“看了《泥石流》才第一次知道，石头、泥巴和水是怎么变成那么吓人的泥石流的，觉得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也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威，让人产生一种要一探究竟的冲动。 ”
该片的摄影师、我国著名的科教片导演殷虹回忆，拍摄时最大的困难在于等待泥石流的爆发。 “拍科教片要和科考队合作，那时我们选择了一条主沟，天天在那里等泥石流爆发。 ”殷虹说，在等待的一幕最终发生后，摄制组一行与科考队员一道，最终选定了一块略为‘结实’的小土坡。将摄像机用四根白色粗绳固定在前后左右的大石块上。 “我们身边的防护工具，仅仅是雨伞、雨鞋、雨披和帽子。 ”
由于身处山区泥石流主沟，摄像机开启的同时，泥石流裹挟着泥沙和石块倾泻而下，情势危急。 “我只记得当时一名科考队员大叫了一声，提醒我们脚下的土已经开始松动了，让赶快撤离。 ”殷虹说，为了记录下这真实的一幕，摄制组在最后一秒才开始拿起摄像机跟着科考队员狂奔。 “若没有及时撤退，很可能当时人就被卷走了。 ”
影片拍下的这些珍贵的镜头，至今仍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不过，鉴于当时国情，《泥石流》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影片仍然是中国科教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在被问到冒着生命危险值不值得时，虹笑言当时年轻 “不怕死”：“泥石流只有拍到流动的状况，才是记录泥石流啊！ ”
5次飞越珠峰拍摄世界屋脊
殷虹另一部尚未被人超越的科教片作品，是上世纪70年后期出品的 《世界屋脊》。
这位资深摄像曾14次进藏拍摄。 “当时我就有个梦想，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作为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却从未被人真正看清并拍摄过，我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殷虹说， “只有跳出珠峰拍珠峰，要显示真正的拍摄水平，只有用航拍。”
说归说，但要真正做起来却很不容易。
首先，珠穆朗玛峰的北坡虽在我国西藏境内，但南坡在领国尼泊尔境内。要拍清世界屋脊的全貌，除了需跨越国境，还要用到大飞机。而在多数时间里，珠穆朗玛峰始终是云雾缭绕，这样的拍摄条件下，影像只能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价值不大。
“说来也很巧，当时正好恰逢尼泊尔国王到中国访问，经过有关方面反复协商，最终同意我们到尼泊尔领空上方拍摄珠峰。”
1976年6月17日，珠峰罕见的晴空万里。殷虹乘坐由国家派出的大型运输机，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气象站发出的起飞指令下，通过空军地勤在主峰山麓下的导航， 5次飞越珠穆朗玛峰上空，从东西南北中不同角度航拍到了珠峰的全景。这是中国科教电影史、世界电影史上都极为珍贵的地理航摄镜头。目前还未有第二人超越。
不过，这样的珍贵机会，殷虹并没有独享。大型运输机上，当时还坐着不少来自报纸和杂志的中国同行。他们也用手中的照相机拍下了这些珍贵一幕。
“我很幸运，能拍摄成功。要知道，当时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我们做到了。”殷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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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教电影自1956年走向世界影坛，经过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已初露锋芒，至1978年已有20余部优秀影片在国际科教影坛获奖。
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科教电影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科教、环保、农业等各类电影电视节参评活动，到2004年共有100多部（次）影片获得金奖、大奖等奖项，说明中国科教电影在世界上已达到较高水平。
即日起每周五上午，上海音像资料馆将在上图音乐欣赏厅，举办4场上海科影经典科教片展映，到时影片的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将与观众一起，分享那些当年的科普大片拍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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